吴晓球：现代金融理论与中国金融学科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

在十九大宣告中国进入发展新时代之际，中国的经济学乃至金融学科的发展也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在以“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为主题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金融学科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发表了主旨演讲，对中国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认为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具有深厚传统与优势，尤其是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息息相关，并适应了新时代的变化。同时，吴晓球副校长梳理了现代金融学发展的脉络与未来发展趋势，与传统金融学理论不同，偏离一般均衡框架、对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将是研究的重点。对于中国而言，未来中国金融发展有证券化、科技化、国际化三大特征，未来人民大学的金融学应以金融学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相结合，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贡献力量。

以下为演讲全文:

非常荣幸能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就我校金融学科的发展发表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召开的，是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召开的，正值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之际。10月18日我们专门收看了十九大召开的盛况，收听了习总书记的报告。金融学科首届年会也是在习总书记对人民大学80周年的贺信发表之际，在人民大学校庆80周年之际，在人民大学被国家明确为“双一流”建设的大学之际，在这么四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下，我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年会，背景深远、意义重大。

金融学科首届年会的目的是：厘清人大金融学科的发展现状，发现问题，找出差距，明确目标，把握学科建设的重点，推动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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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传统与优势

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是人民大学过去八大系所确立的重点学科之一，也就是说人民大学在创校之际就有了金融学科，当时的财政信用系是人民大学的八大系之一，其中这个系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就是今天的金融专业，这个专业在人民大学已有67年的时间。67年来，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发展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发展，与我们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块成长起来的。我们最早是通过学习借鉴原苏联的理论和经验，后来也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货币、银行、金融的理论，以此为基础，结合不同时期中国的实践逐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金融学理论。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之一，是《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它是由黄达、陈共、周升业、韩英杰等前辈先生著述的一部教材。这部教材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在座的国刚教授、多广教授在内的相对年轻一代学者的影响非常大，在一定意义上说，奠定了我们这代人货币银行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当然，那个时代人民大学金融学的巅峰之作，当属黄达教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这部著作。黄达老师这部理论著作，我认为是在那个时代那种金融结构下对财政金融关系，特别是货币、银行金融运行做了极其精致、科学、准确的概括，是那个时代货币金融理论的结晶。黄达老师那本书我反复研读，除了读内容，更重要的是学习其中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以市场为基础、为核心来配置资源的机制开始形成，其中市场化的金融在这个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金融结构悄然地发生重大变化。金融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金融的开放也在有序地推进，科技对金融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显现，中国金融的结构、业态、功能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教师紧密联系实际，关注中国的变化，迎来了一个多元的繁荣发展时期。人大金融学科多元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中国丰富的经济活动和改革实践，得益于这样一个大的变革时代，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富有内涵、具有巨大研究价值的对象。中国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比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金融学科都具有多元化发展的特征。多元性是学科繁荣的基石，也是学科繁荣的标志，因为，有差异才会有进步。中国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没有落后下来，不像某些学科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非常著名、非常有影响力，但由于他们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还固守那套过时的理论，所以落后了、落伍了。学科没落的根源在思想的僵化。理论研究必须坚守两条：一是解放思想，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二是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现实，在丰富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寻找新的规律。经济理论之树常青，源于吸收丰富经济实践的养分。

人民大学金融学科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已经进入到多元发展的时期。我们不但进一步完善了货币银行理论，也形成和发展了资本市场理论。货币银行理论是我们的传统优势。现在的货币银行理论与30年、2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货币形态、货币功能、货币发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都不一样了，甚至什么是货币，如何划分货币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货币银行理论、信用理论等，这些过去都是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传统优势，他们没有停滞，没有僵化，而是与时俱进，内容在不断完善和丰富。与此同时，由于金融的市场化趋势，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功能已由过去主要以融资为主，已渐近过渡到融资和财富管理并重的时代，金融的结构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金融市场来完成投融资趋势非常明确，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在逐步提高。所以，在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中，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

与此相适应，对金融衍生品的理论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包括资本资产定价、衍生品定价、风险管理等领域，都有了新的研究，弥补了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在这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丰富了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内容。回想起来，这完全得益于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学术自由，得益于人民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得益于黄达老师的包容精神，得益于社会宽大的胸怀。对此，我深有感触。虽然今天我们用国际一流标准看，人民大学金融学科还有很多不足，但在不断地完善学科结构、进一步丰富学科内容，这是确信无疑的。没有学科结构和内容上的完善，人大金融学科很难有实质上的进展。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横跨四大学院、三个研究机构，在中国人民大学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有如此宽广的横跨面。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金融学科是一个显学，另一方面也是学科繁荣发展的标志。财政金融学院是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主体，经济学院、商学院、汉青研究院和重阳金融研究院、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以及普惠金融研究院的金融研究从不同方向丰富了我校金融学科，提升了我校金融学科的竞争力。这些身在不同学院和研究机构的金融学者相互支持、相互切磋、相互尊重、共同进步。同时，我校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学科在院系、结构和内容上多元发展。所以，人民大学金融学科才会有今天这样百花齐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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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不足和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趋势

我刚才讲了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成就。成就固然要讲，讲成就是为了鼓信心，但是我们不能沉浸在过去的成就之中，满足于现状，要看到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我们在一些研究领域已经不具有优势，这些领域甚至可能是未来金融学发展的重点。对人民大学来说，金融学科在全国理应处在领先的地位，这是学校“双一流”的建设给金融学科赋予的任务。如果人大金融学科都不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中发挥独特作用，如果人大的金融学科不能在我国高等院校金融学科中处于领先地位，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职和无能。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而深刻地看到问题所在，把握金融学科未来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未来金融改革的实践。

把握未来金融学科发展趋势很重要。我和财金学院的一些老师会经常沟通，听听他们想什么，研究什么，从这当中看看他们的研究是不是停顿了。有些老师很长时期的研究的内容似乎没有变化，似乎仍停留在上世纪80、9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实际上，现在的金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固守那些落后、陈旧的理论。刚才刘伟校长在他的致辞里面专门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20年差不多有一半是授予与金融有关或者直接授给金融学教授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到金融学在整个经济学中的地位。现代金融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作用越来越大，金融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现代金融现象复杂而变幻莫测，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在金融结构高度市场化之后，更是这样。

我记得，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托宾（Tobin），那时的金融理论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到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马克维茨（Markowitz）、夏普（Sharpe）和米勒（Miller）等三位教授，开启了现代金融理论的新时期。现代金融理论进入到快车道。之后越来越多的诺奖授予了金融学或者跟金融学有关联的教授，内容与公司金融和市场定价有密切关系。例如，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颁授给罗伯特·默顿（Robert C.Merton）和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期权定价理论。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颁授给尤金·法马（Eugene Francis Fama），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席勒（Robert James Shiller）。虽然法马的有效市场假说和席勒的资产价格实证分析在理论框架上完全不同，但似乎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解释资产价格及其变动。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颁授给哈特（Oliver Simon D'Arcy Hart）和霍姆斯特罗姆（Bengt Robert Holmström）。2017年诺奖颁授给理查德·塞勒（Richard H.Thaler）。其中，霍姆斯特罗姆和塞勒被认为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奠基人。行为金融理论或者说新金融理论是金融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向，但在最优决策、充分竞争、信息透明、理性假设和一般均衡等基础上构建的现代金融理论似乎仍在金融学界处于主流地位。有时我也在思考，一般均衡是非均衡的特殊状态，还是非均衡是一般均衡的特殊状态。在我们的研究中，一般平衡是常态，是理论研究的前提。但现实中，金融危机实际上偏离了这个所谓的常态。在市场有效假设看来，金融危机只是一个例外。多数金融学家的研究似乎都遵循一般均衡的理论分析架构，获奖的多数也是沿着这个理论架构去做研究。但是，包括希勒（shiller）、塞勒(Thaler)在内的行为金融学者的研究中，显然已经抛弃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一种特殊的状态。

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这就是金融理论发展的基本态势。关注风险的发生，研究风险的定价，分析风险定价的逻辑和因果，研究什么因素推动价格的偏离，这些都是金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现在和未来，或许对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认为，两大力量推动着现代金融的变革：一是市场力量，也就是金融脱媒的力量；二是科技的力量。科技的力量是更高级的脱媒力量。市场和科技共同推动了金融结构的变革，这就是金融未来的基本趋势。沿着这个基本趋势会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传统金融理论，包括今天所构建出来的基于一般均衡的金融理论，可能无法解释那种现象，因为金融的基因发生了变化。当高科技内置于金融体之后，整个金融的基因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对我们今天已经形成的金融理论会提出全面挑战，包括最基础的货币理论。什么是货币，今天已经有一些模糊了，或许会有新的定义，至少对货币的划分层次这个标准已经发生了动摇。传统金融学教科书上关于M0、M1、M2的划分标准是清晰的，但现在模糊了。这些最基础的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还有，对金融赖以生存的信用的内涵、外延也已发生了变化。什么是信用？如何观测信用？如何度量信用？信用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都将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的意思是，金融研究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关注中国金融的深刻变革。把中国金融的问题研究清楚了，实际上也就把金融领域中的90%问题研究清楚了。

我非常不喜欢金融的“八股风”或“洋八股”。我们有一些海外归来的学者，有先进的研究方法，我特别希望他们用这些先进的方法，去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研究中国日益复杂的金融结构，不能只停留在用一系列美国的数据研究金融问题，以此说明金融的一般趋势。中国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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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中国金融的三大特征

人民大学的金融学者要关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我认为，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趋势有三大基本特征：

一是证券化。

中国金融结构的证券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有人不赞同这种看法，事实上，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从融资和投资两个方向看，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比重在提升，证券化金融资产的规模在增加。这种趋势的结果必然改变现行的金融结构，必然改变金融风险结构。金融不关注风险，必然走上不归路。但是关注风险不是静止地关注，而要关注结构变革引起的风险结构的变化。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是空穴来风。

二是科技化。

科技对金融的渗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而深刻。中国金融在全球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典型就是科技金融。以第三方支付和支付宝、财富通为代表的支付革命，对中国金融变革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科技改变金融业态，提升金融效率。

三是国际化。

中国金融要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基本趋势。中国金融要成为国际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只是时间问题。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交易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储备功能的国际货币，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中国金融国际化趋势的核心内容。中国是个大国，我们必须通过金融市场来配置全球资源，为我使用。

进一步发展人民大学乃至中国的金融学科，丰富金融理论，对此，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现在不能说没有必要的硬条件。教授们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室，有相对充裕的科研经费，有丰富的金融活动，有宽容的学术环境，具备了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包括金融学科的基础硬条件，剩下来就是要解放思想、刻苦钻研。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时机，要善于观察时机，主动捕捉时机。解决思想、刻苦钻研现在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请老师们出国学习、研究比以前难了，不少人都不太愿意出国学习了，出国学习似乎变成苦差事。以前出国争名额，现在有点贪图享乐了。

人民大学金融学科人才济济，涉及到四个学院，三个研究机构，有100多位专职教师，加上兼职研究人员，有超过120人的人才队伍，其中，有50多位教授，有25位海外博士，有8位二级以上教授，有7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有2位杰青，有3位千人、万人计划人才等等，有了这些人才，我们一定可以创造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新辉煌。

中国金融学科乃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要以探索真理、报效国家为己任，两者是统一的。我们一定要为我们国家金融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努力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的贺信中有一条要求：扎根中国大地。这个要求对我们金融学科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改革开放金融遇到的问题，为决策提供咨询。高质量的、负责任的咨询一定来自于高品质的科学研究，源自于深厚的理论功底，没有深厚的理论研究作支撑，咨询也好，智库也好，都是误事、误人、误国。所以，首先要把学问做好，对国家咨询才能做得更好。我相信，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定能够创造新的辉煌。

编辑  韦祎 张昊轩

来源  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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